一、前言
三国鼎立形势
后汉三国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神秘的族群——山越人。关于它的历史，众说纷纭。它首次叛乱于东汉，直至西晋一统仍未能消除，甚至到宋朝仍出现一些活动。那么山越人到底是什么？
分布于古代扬州区域内的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等郡的山越，在两汉时期，一直沉默安分，依藉山区丛密的森林物产资源，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故长达四百年之久，中原文献未见山越的活动记载。
西汉瓯越人迁“江淮间”示意图
到了汉末，政治腐败黑暗，宦官、外戚和世族豪强，垄断乡里，加强对百姓的剥削压迫，又更进一步把敲诈勒索的手段伸人少数民族地区，居住于东南一隅又不算是边疆的山越，自不例外，其剥削更胜过其他边疆少数民族。
“山越”之名始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以后，关于山越的记载，史不绝书。如《三国志·吴书》孙策、孙权、诸葛恪等传，《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卷六十六《陶侃传》，都有关于“山越”或“山夷”的记载。
孙策与周瑜（效果图）
二、山越人的族属、构成1.山越人并非“越人”
网络上有不少江苏网友喜欢用“山越人”来代指浙江人。实际上，“山越”并不是一个部族称呼，其有比较复杂的组成。但可以肯定的是，“山越”并不属于百越的一支。
百越分布图
汉末三国时期，江东“山越”长期威胁孙吴政权。唐长孺先生考证指出，所谓“山越”固有越人后裔，但主要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的人民”。不过，因逃避统治而聚集，亦可导致族群的重组与创生。但其认同并非基于先秦越国的历史渊源，而是反抗孙吴的现实需要。与之同样的，孙吴政权以“山越”来蔑称、识别那些不听王化的叛逃人口，故而部分华夏人的“山越”自我认同恰恰与孙吴中期的粗暴统治相辅相成。
古人所称之“越”大致有三种来源：越人自称、文化风俗、政治身份。后两者属于外部识别，其对应群体未必存在“越族”认同。正如鲁西奇所言，自隋唐士人直至近代学者所言“百越”，实际上主要是依据历史记载，参照文化特征而追溯认定的“史称族名”。
2.何为越？
基于“越”的不同概念，后世划定的“越地”也存在不同范围。
其一，“越地”可理解为诸越政权疆域。然而，政权疆域并非长期稳定，越国全盛时期一度控制今山东东南。但山东地区的“华夏化”进程与东南完全不同。此外，先秦越国与西汉南越、闽越并非同时存在。
其二，“越地”可理解为具有“越族认同”者生活的地域。此说看似理想，实则难以界定。如前所述，诸越政权灭亡后，其旧疆之内“非华夏”人群是否仍具“越族认同”尚且存疑。此外，一旦发生人口迁徙或认同转换，“越地”的范围是否随之改变？如是，则“华夏化”的过程，即为“越地”逐渐缩小的过程。
其三，“越地”可理解为具有“百越”客观特征者生活的地域。传统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当然，“百越”客观特征同样随“华夏化”进程而逐渐消亡。前人所谓“越地”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三、山越人的起源“山越人”中越人部分的祖先，来自闽越人和瓯越人。而闽越人和瓯越人又是来自战国时期的越国。
1.闽、瓯内迁
战国后期，楚国吞并越国，越国王室流落到原本称为“外越”的地区。至楚国又被秦国灭亡后，越人又有迁徙。“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闽越王无诸和越东海王摇，作为越人的后代，在秦末动荡的环境下，率领其族属迁徙，这说明在越国灭亡后，无诸和摇已经离开越人的故地会稽，迁徙到了闽地，后又迁徙到鄱阳郡（今江西鄱阳），汉代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回到曾经迁离的故地。在汉惠帝时，摇又因功被封为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之后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应劭曰:“摇，越王句践之苗裔也，帅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
然而山越人的祖先之二——瓯越人、闽越人的历史远比想象中复杂。梳理一下来说，秦一统天下后，废除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的王号，改为“君长”。改其地为闽中郡（今福建、浙东南）。到天下反秦后，无诸、摇率越人进入鄱阳县，跟随诸侯灭秦。当时，项藉把持命令大权，不给他们封王，所以他们不跟从楚国。之后汉国进攻项藉，无诸、摇率领越人辅佐汉国。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在闽中故地称王，都城在东冶。汉孝惠帝三年，列举高帝时越人的功劳，说闽君摇功劳多，其民愿意归附附，于是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王。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爆发“七国之乱”。吴国想要说服闽越跟从，闽越不肯出兵，唯独东瓯跟从吴国。而后刘濞被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在丹徒击败，投奔东瓯国后，汉廷密使游说东瓯王欧贞复，于是东瓯王弟“夷鸟将军”欧贞鸣趁劳军之际,暗伏武士刺杀了刘濞,将功折罪。后刘濞之子逃到东瓯王国的邻国——闽越王国（首都东冶，今福建省福州市），利用两小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唆使闽越王攻打东瓯国。东瓯王向汉朝求救，汉军救兵至，闽越撤兵。但汉军兵退，闽越复扰。汉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欧贞鸣战死，其子欧望不堪数番折腾，遂向汉朝请求纳地。汉武帝准许后，东瓯王欧望率领部众4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皖西地区），欧望被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被取消，瓯越故地遂归会稽郡。
东瓯国举国迁徙3年后，汉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遵守汉朝约束，不敢擅自发兵回击，把此事报告汉武帝。汉武帝派遣军队分别从会稽、豫章出兵征讨闽越。闽越王郢（越王无诸之子）派兵扼守险要对抗汉军。郢的王弟余善害怕汉军强大、兵败亡国，和东越丞相及族人商议，杀他哥哥闽越王郢而降汉。叛乱平定后，因为越人王室繇君丑（越王无诸之孙）未参与叛乱，汉廷就封他为越繇王。他虽未参与叛乱，政治正确，但威望却不如余善高，老百姓有点不听他的。馀善杀了郢之后，在国内大逞威势，国民多依附于他，他便私自称王，繇王不能制止。汉武帝刘彻闻讯后，觉得对馀善不值得再出动军队，说：“馀善曾多次与郢谋划作乱，但他后来首倡杀郢，才使我们的军队免于劳苦。”于是就给馀善封了个东越王，让他和越繇王共同管理王国，奉行闽越王祭祀之礼。
擅自攻打南越，馀善没少参与给郢出谋划策，而后又杀郢，自立为王。投机之人总是有许多投机的表现，二十多年后的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杀王另立，对抗朝廷，刘彻打发五路军马南下岭南，准备围攻番禺。东越王馀善上书给朝廷，请求率八千人跟随汉朝楼船将军杨仆的军队进击南越。馀善的军队行进到揭阳，就以海上风大浪急为借口，按兵不动，并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暗中派人到南越联络。馀善大概是要坐观战局，瞅机会捞到自己的利益，所谓跟随汉军进击南越，无非是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把自己的部队调往南越前线，以便机会到来时便于及时出手而已。汉将杨仆可能察觉到馀善的某些行为，他上书朝廷，提出就便攻打东越。刘彻考虑到卒劳困，不准，并让各军撤退、待命。
馀善不久听说了杨仆向朝廷的请战内容，心中怀恨，遂于前111年秋扼守关隘通道，公开反叛。他封赐将军驺力等人为“汉将军”，派他们攻入沙、武林和梅岭，杀掉汉军三名校尉。馀善战场上得手后刻下符玺，自称武帝。
汉朝在军事决战的前夕，派遣留在朝廷的东越人吴阳回国劝服馀善归顺，遭到馀善的拒绝。次年冬，汉军几路军马攻入东越，杨仆的部属辕终古斩杀了拒守武林的徇北将军，韩说的部队也已临近，吴阳遂率封邑内的七百人反戈，在汉阳攻打东越部队。东越建成侯敖和繇王丑的继任者居股一起商议，最后杀死了馀善，向汉军投降。
总而言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多次出巡东游，认为东瓯越人彪悍，民风坚劲，遂令东瓯越人北迁江淮，一些不愿北迁的越人便潜入浙西、皖南深山，是为“山越”人。《越绝书·吴地传》有记载云:“乌程、徐杭、黝、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西汉武帝时，“东瓯”与“闽越”发生矛盾，东瓯附汉并请求举族内迁，东瓯越地被闽越占领。
东越内迁过程中，亦有不少留避浙西及皖南山地，皖南山越族人益众。
汉末三国山越叛乱示意图
2.吏民叛逃
永安年间，官吏家服重役的做法才得到一定的减轻，实行“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的做法。后方好多人口都会逃避政府的课税，隐居深山，成为新的山越分子。在讨论山越的构成成分上，部分学者认为，三国时期的山越只能是南方土著，其中固有古代越人的后裔，但与汉人已很少区别，更多的则是逃避徭役和避罪入山的人民。这实际上就同意了逃避徭役和避罪人山人口对山越人口的补充。
当时，许多军事斗争失败者也会逃入山林之中，“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陈）修抚循得意，不失一人。”“（祚）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许）贡南就山贼严白虎，（朱）治遂人郡，领太守事。”凌统也曰：“素恶之民，放逸山野。”诸葛恪将征山越时，众人描述山越说：“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吕思勉先生在读书札记中对“逋亡、宿恶”解释说：“固皆中国人也。”又曰：“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
施光明先生将汉人迁人山区，与越人杂居者称为山民，有的汉族山民或因避罪逃人山区。专事抢劫或反抗朝廷的汉人被称为山贼或山寇，这些人有的与山越通婚，有的相互往来，有的相互勾结和劫掠，可知，一些被统治者称为恶人的民众，多会躲人深山，与山越为伍，并与之成为一个统一体，这也是孙吴政权掠夺人口的一部分。一些大族也会摆脱政府的控制，躲居深山，“（周仿）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曹休”。正是这些汉人大批逃入山越地区，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山越便成为了一个人数众多、盛极一时的少数民族。
总之，叛走吏口、民口，或与山越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员，或是躲避于偏远山区，成为新生的山越分子。这些人口的补充，使山越能够肇于汉末尽于唐宋，产生了数百年的影响。
四、山越人的事迹如果说，在孙策割据江东时期，孙吴与山越、宗部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攻伐，那么，到了孙权执政时期，这种冲突就大多变成了孙吴一方对山越和宗部的主动征讨。
对于山越的反叛给孙吴造成的影响，《三国志》中曾经作过这么一个判断：“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但事实上，山越与孙吴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孙吴一方主导发起的。孙吴征讨山越，一方面是要扩大实际统治区域，实现对东南全境的完全统治，另一方面是要将山越纳人编户齐民，用以扩充兵员，增加赋税徭役。据《三国志》记载，嘉禾三年（234),诸葛恪屡次主动请缨，乞求孙权任命他为丹杨太守。
不过，到了东吴晚年，由于统治的严酷和腐畋，山民聚众反抗的事件又时有发生。据《三国志》记载.东吴宝鼎元年（266)，末代皇帝孙皓迁都武昌，扬州诸郡民众溯流供给，劳役繁重。“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民变平息后，朝廷为了镇抚山越，将吴郡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从两郡中划分出来，单独设置了一个郡，称作吴兴郡.治所设在乌程；又将会稽郡西部的长山、乌伤、永康、丰安、新安、太末、定阳、平昌、吴宁九县分置为东阳郡，治所设在长山。.
五、山越人与山贼、宗部的关系山越和宗部，前人认为二者总体互为一体，但作为地方武装，其略有差异。
统计中，称为“山越”的部分，存在位置较固定，自发武装活动不多，常受外部势力或地方大族鼓动，集中于扬州北部毗邻边境的丹阳郡、新都郡等山越聚集地。如“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阳陵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再如“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正如裴松之驳孙盛言“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尽已灭，所余山越，盖何足虑？”在内部强宗擒尽，外部曹袁争雄无暇江东之际，山越力量甚至不足为虑。
不同于山越，宗部常由有名姓的贼渠帅统领，所发叛乱不仅自发而且频多，出现于扬州各郡。山越也多为其附庸，如“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主簿谏曰：（斯）从，（剡）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乱民常听其号令，如“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他们常于民与贼之间快速转换身份，与山越相区别。
总的来说，“山越”是为了躲避苛政，自愿化为蛮夷或躲入山区投奔越人的人民。“山贼”是普通百姓，统治安平就是“民”，民怨沸腾就变成“贼”。“山贼”的概念比“山越”广多了。而“宗部”就是宗族部曲，以宗族为基础组成的兵民一体的集团，有自己的武装，常因为某些政治诉求而主动发起叛乱。比如曾经常被认为属于山越的严白虎，就是宗帅，大概率是华夏人。
六、山越人的去向东吴政权在征伐山越的过程中‚迫使大批山越人走出深山‚移居平地‚“服化”和“从化”‚成为了当地郡县的编户‚并同汉族一道为官府承担着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与此同时‚东吴还在山越原来的居住地区新设置了许多郡县进行管理和统治。如庐陵郡、新都郡、鄱阳郡、建安郡、安成郡等均是在镇压了所在地的山越/山贼后设置的。新郡县的设置意味着山越此时在整体上已被正式纳入了东吴国家的政治和管理体系当中。
七、结语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山越是以“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化外之民的身份出现的。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观点，山越也是“离开国家，逃向蛮夷”的山地族群的一个典型。“从历史上来看，变成蛮夷的过程是很普遍的。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变成蛮夷的过程甚至比文明化更普遍。这个过程只需要为了成为蛮夷而离开国家空间，而且他们往往就被族群化为'部落人’。”
孙吴境内广泛的、持续不断的山越/山贼叛乱，令孙吴统治不能承平日久。终孙吴一朝，山越/山贼叛乱不断。即便在孙吴灭亡前夕，仍有不少兵力在平叛山越/山贼，并间接促成了西晋军队得以顺江而下，直抵吴国首都。山越在三国的历史长河中，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